
问: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写入了《外商投资法》。请谈一谈相关改革情况,以及落实2019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考虑。答: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这是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策透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以统一、透明的方式,列明股权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与准入前国民待遇不符的特别管理措施。二是放宽准入。通过制订、修订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不断扩大开放,减少外资限制,精简负面清单。三是平等待遇。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不得对外资单独设置准入限制,确保市场准入内外资标准一致。准入后阶段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四是简化管理。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管理,实行以属地化备案为主的管理方式,目前基本实现在线办理。今年3月出台的《外商投资法》明确规定,“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将改革成果总结上升为法律。这对于我们实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及相关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遵循。
至于那些在设计阶段“投机取巧”,试图以低廉代价取得较强战斗力的航母设计,如果这些问题不在海试中解决,在服役后再度面临返工的可能会更高。这其中二战前日本建造的“龙骧”号航母就算是一个典型了。作为日本试图以小吨位航母谋求大载机量的一次尝试,“龙骧”号航母的头重脚轻从一开始影响其使用,虽然在试航中发现该舰重心过高、复原性差、干舷低、稳定性低,在3-4米海浪下就无法操作舰载机,但仍然在1933年被强行编列入役,随后就在1934年的“友鹤事件”之后返厂进行了3个月的改进,拆除上层结构减重的同时增加防雷隔舱以加强稳定性,但是小修小改的不彻底使其在第四舰队事件中严重受损,不得不于1935年10月开始接受了7个多月的整修和改进。试航对问题的解决不彻底,导致了“龙骧”服役的前3年里有接近一年的时间是在船厂里度过的,可以说,这几年的服役与改装,就和一般舰艇的试航与修改一样,是日本海军忽略彻底试航之后付出的必然代价。
从这个角度上说,本届范保罗航展在很大程度上“解答”了欧洲下一代战机在哪里的问题,但与此同时,观察家们也被这个问题的答案弄得是云里雾里。如果单纯看航展上展示的“暴风”战机模型,该机的气动布局虽然与F-22/35、歼-20以及苏-57都不一样,但倒是确实有着浓厚的BAE特色。如果将该机与BAE公司早年研制的“复制品”战机的模型相比,就不难发现,尽管二者在机翼的具体形状,全机尺寸这些参数上有显而易见的差异,但是在总体气动布局和设计思路上,二者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考虑到目前我们观察到的“复制品”战机模型实际上是BAE公司用于测试该机雷达反射情况的缩比模型,那么这种尺寸上的差异实际上也可以忽略。
一、负面清单进一步落实了证券业对外开放的承诺负面清单进一步落实了证券业外资股比放开的承诺,也契合和印证了证监会已经发布的监管文件。比如,证监会于2018年4月28日发布的《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体现了外资由参转控,并规定“境外股东累计持有的(包括直接持有和间接控制)外商投资证券公司股权比例,应当符合国家关于证券业对外开放的安排”,并对境外股东的资质和监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同样地,于8月份发布的《外商投资期货公司管理办法》和于2012年发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中均有关于对外开放和境外股东的相关规定。
风险投资最根本的是对行业的大趋势有准确的把握和判断。把握趋势不是迷信风口,看清趋势的话总是能让投资人更敏感地关注到一些机会,在好的市场里寻找起项目也更容易一些。纵观社交产业史就会发现,每一代社交产品的演进,从聊天室时代到QQ的诞生,从论坛到SNS社交网站的爆发再到后来的微博、微信、陌陌和移动直播短视频,我的结论是,社交产品演进的动力更多来自于网络基础设施升级的推动,下面慢慢展开谈。
对此,任正非回应道,我们牺牲了个人、牺牲了家庭、牺牲了父母,就是为了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就是要站在世界的最高点。今天大家的口号又变了,要世界第一。为了这个理想,肯定是有冲突的,围绕这个冲突的时候,我们在2000年左右也很犹豫,我们曾经准备100亿美金,卖给一个美国公司,这个合同全部签订了,所有手续都办完了,就等对方董事会批准了。我们都穿上花衣服,在沙滩上跑步,打球,等着批准,这个时候美国的董事会换届了,拒绝了这次收购,那我们就没有完成这次收购。当时我们准备卖给美国公司以后,我们想的是一群中国人带着美国人去跑,后来我们问公司内部说还卖不卖,少壮派都说不卖,那我就说我们准备和美国交锋了,要做好所有一切准备,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准备了。对于冲突也做了一些准备,我们是最没有钱的公司,可怜得不能再可怜,我们交税将近是两百亿美金,我们的科技经费将近是两百亿美金,人工工资加起来也快三百亿美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拿出大量的钱来做事情是很艰难的,咬着牙做了这么多年,慢慢也挺过来了。